✝️“五个共同”历史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范恩实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序言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与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它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相加，亦非某一民族的单向塑造，而是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互动、深度互嵌、递进融合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其历史逻辑内在于“五个共同”的实践进程之中——共同开拓疆域奠定空间基础，共同缔造国家确立政治框架，共同书写历史构建民族记忆，共同创造文化织就文明纽带，共同培育精神凝聚心理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实践中自发生成

　　一般认为，民族包括公民民族与族裔民族两种类型，同时存在相应的两种民族主义。前者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为典型，强调宪法框架下的平等权利与共同身份，后者起源于德国、俄国等彼时尚未政治统一的东欧国家，往往根基于血缘、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后一种民族主义向亚非拉地区广泛传播，对于那些缺乏政治力量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主产生重要影响。

　　处于近代发端期的中国，既面临列强侵略下“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又遭遇现代国家建构中“何谓中国”“谁是中华民族”等理论追问，同时受到舶来的民族主义的影响。

　　但与西方民族主义兴起根源于欧洲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核心是王权对封建割据的整合与民族语言、法律、行政体系的标准化建构不同，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自秦汉时期便已在中国大地上渐次展开：中原地区郡县制取代分封，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奠定政治—文化整合雏形，唐宋时期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科举取士、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加速文化向基层社会传播，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促进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家国理念厚植，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形成奠定牢固基础。与上述历程持续匹配的是，中原与边疆地区双向互动：边疆地区各族政权兴起均受中原王朝政治互动和边疆治理实践影响，持续认同中华制度文明与政治主体地位，以此为基础，边疆民族入主中原，都秉持“大一统”理念，接续中华正统。总的来说，由汉唐的持续开拓，经宋辽金元分承正统，最终由元明清三朝巩固、提升，“大一统”疆域治理实践日臻成熟，“华夷一家”理念演化为持续性的制度建构。可以说，就政治基础、社会基础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千百年历史实践中巩固和铸就的，而不是受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影响的产物。

　　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维度看，在大一统的政治空间内，各族人民不断迁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格局；语言文字互通、典章制度互鉴、节庆习俗互融、信仰实践互渗，构筑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网络。在此基础上，经历数千年不间断发展，形成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也即一种相互包容、彼此吸纳、和合共生的历史规律性、必然性——东北民族(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递进融入华夏；北方草原民族(匈奴、柔然、突厥)“附汉得安”、内迁融合；西北民族得中原王朝的政治庇佑，在畅通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向内凝聚；西南民族则是在中原王朝的政治粘合下实现自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正是这种规律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持续自在发展，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凝聚为牢固一体。中华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突破了族裔民族主义的认识局限。

　　立足“五个共同”抵制国外错误史观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为一体，形成对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精神归属的自觉认同。

　　长期以来，国外学界却形成了一种解构中华民族连续性、统一性的错误认知传统。这一理论倾向源起于日本右翼学者服务于侵华政策的“南北对立论”，后有欧美学者倡导的“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将同属中华文明的游牧与农耕对立起来，将大一统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互动发展视为征服与对抗。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建构论等学术思潮的兴起，以挑战“大汉族主义”的名义，“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甚至“南北对立论”再度炒热，美国形成所谓“新清史”学派，强调清朝是满洲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将清朝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定性为殖民征服。此外，还有一些欧美学者借助“赞米亚”理论体系(指称东南亚及我国西南高山地带的所谓“山地人”阻碍国家权力渗透的特性)，植入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叙事话语，将我国西南边疆史说成征服史、殖民史。

　　上述错误理论貌似“新颖”，实则“陈腐”，一是不了解、甚至刻意隐瞒中国历史主流，无视中原与边疆在数千余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生性制度文明、持续性文化涵化与包容性身份认同，夸大次要、边缘的一面，渲染民族对立、政治对抗，割裂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纽带；二是利用对西方殖民帝国征服史的普遍唾弃，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开发与整合，歪曲为类似西方殖民帝国的掠夺性统治，迎合“黑化”中国心理，甚至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借以标新立异、谋取学术话语权。这种理论建构不仅背离史实，更在实践中造成对中华文明的误解、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曲解，毋庸置疑会给反华势力提供理论依据，给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造障碍。

　　事实是，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边疆危机频发的形势下，中华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自觉——沙俄入侵雅克萨，达斡尔族英雄倍勒尔率众反抗，并配合清军作战；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吐鲁番额敏和卓协助清军予以平定；张格尔叛乱，南疆各族民众配合清军共同捍卫国家统一；中亚浩罕阿古柏入侵，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等各族同胞同心协力、浴血奋战；法军侵占镇南关，刘永福率领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黑旗军坚定抗击法国侵略；英军入侵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民族积极参加“全民族抗战”，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中华民族于血与火的淬炼中升华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意志。

　　今天，我们在保护各民族基本权利、传承各民族语言文化、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保障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的同时，更要超越西方民族理论的逻辑，充分尊重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文明底色，深刻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统一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性，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根基与情感纽带。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用“五个共同”历史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基铸魂，才能真正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纵深与未来向度，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心协力、矢志奋斗。

　　(本文作者范恩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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