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民意到护民利 浙江法治力量如何直抵民心？🕑

　　中新网杭州4月27日电(吴怡欣)2025年，浙江宁波一家企业车间内，企业职工与培训机构代表围坐一堂，围绕《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修订草案)》展开交流研讨。现场收集民意的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将建议一一记录，并表示：“来自车间一线的心声，也能被写入法规。”

　　在浙江，类似的场景已不鲜见。二十年前，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率先开启法治中国建设在省域层面的探索。二十载步履不停，从基层民意融入立法之中，到矛盾隐患就地化解，再到法规赋能地方发展……法治力量持续浸润浙江的城乡肌理，成为群众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及的存在。

　　以法纳民意 畅通立法“直通车”

　　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绿荫掩映之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静静矗立。这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

　　“草案公布后，全国1.5亿余人参与了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累计提出超118万条修改、补充意见。”“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馆长王永翔说，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参与宪法的制定，这在世界制宪史上极为罕见。

　　从宪法起首，这份民本理念在浙江赓续传承，成为当地法治建设的鲜明底色。

　　2010年，一项由浙江乡村首创的制度，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便是来自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这一制度明确了村里的人、财、事都要受到监督，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

　　在浙江，这并非个例，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金点子”被纳入立法之中。

　　202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先后在义乌、安吉、丽水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联系点就像一辆‘直通车’，让更多基层声音直达立法机关。”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举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过程中，安吉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收集246条相关意见建议，其中28条被正式采纳。

浙江湖州余村，刻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字样的石碑。孙杨洋 摄

　　在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之外，浙江不断拓宽群众立法参与渠道，建立起省、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衢州，当地基层立法联系点组建多元化立法信息员队伍，上门收集民意；在舟山，立足海岛地域特色，当地基层立法联系点打造“法之约”民意船，将立法工作延伸到海面上……

　　数据显示，浙江持续迭代升级46家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建立460余家市级联系点，持续打通群众参与立法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建设贴民心、接地气。

　　以法施善治 织就治理“解忧网”

　　如果说法律条文是“从人民中来”，那么法治服务便是“到人民中去”。

　　湖州织里被誉为“中国童装之都”，区域内企业集聚、市场活跃，各类矛盾纠纷随之出现。为此，当地综合治理中心打造了“吴美丽”工作室、“平安大姐”工作室等品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工作。

　　当被问起化解纠纷的妙招时，吴美丽直言：“首先要稳定当事人情绪，之后通过明事理、摸实情、凝合力、维权益，一步步将纠纷化解。工作室自成立以来累计调解纠纷超6800件。”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综合治理中心内，吴美丽介绍调解纠纷的五步工作法。吴怡欣 摄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援助则是为困难群众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在赡养、财产、监护等方面的法律需求日益突出。”温州市鹿城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回应这一需求，温州市鹿城区司法局制定《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指引》，将服务站点位置、办理流程等内容一一写明。此外，对70周岁以上及患有重大疾病、失独等特殊老年群体，当地提供“电话预约、上门代办”服务，实现“群众零跑腿”。

　　年过九十的吴某就曾遭遇子女推诿赡养责任的困境。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说：“了解情况后，我们很快就为吴某申请了法律援助。”

　　截至目前，鹿城区司法局累计办理涉老法律援助案件超800件，满意率100%。

　　从湖州的调解室到温州的法律援助中心，浙江持续织密覆盖城乡的法治“解忧网”。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王成国表示，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迭代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对群众各类诉求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数据显示，浙江群众的安全感已从2006年的94.8%上升至2025年的98.93%——法治力量，正切实成为群众生活中的可靠守护。

　　以法护民利 赋能发展“长远路”

　　在基层治理的细微处，法治是温暖人心的灯火；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法治是破浪前行的动力。

　　2018年，台州市天台县首次提出“片区组团发展”理念。七年后，这一来自基层的理念成为一部地方性法规——《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

　　“很多地方的片区组团流于形式，发展也未能有效整合资源。”在浙江省新时代乡村研究院副理事长严力蛟看来，天台县大塔后片区的发展模式颇具借鉴意义。

　　该片区建立了一套协商机制：一月一会商、一季一主题、一年一考评。每到约定时间，各村负责人便齐聚议事厅，共商发展规划，协同推进项目落地。例如，当地塔后村立足康养产业，打造“主品牌+子IP”体系，带动成员村年增收超8万元。

　　大塔后片区的议事厅里，众人商量的是乡村的发展路；浙江省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里，守护的则是跨海越洋的生意经。

　　“浙江有200万浙商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及地区投资兴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难免会遇到各类法律问题。”浙江省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理事长陈三联表示。

　　为此，浙江省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该中心通过整合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力量，设置境内外服务支点，为浙商“走出去”提供多元法律服务。

　　以杭州某企业收购海外集团的案件为例，案中目标公司架构庞大、经营情况复杂，且涉及多国的法律实体。“我们的律师团队在交易早期介入，开展架构设计及尽职调查，出具了详尽的法律意见，有效为企业规避潜在风险。”陈三联说。

　　法治力量持续赋能浙江发展。目前，浙江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共660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围绕企业“出海”，设立涉外海事商事法治服务联盟、侨胞法律服务中心，连续17年开展“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月活动。

　　回望来时路，法治浙江的足迹清晰可见——它在乡村治理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实践中，也在基层立法联系点收集的建议里；在调解室的握手言和中，也在法律援助的暖心代办里；在乡村片区议事厅的讨论声中，也在企业出海的法治守护里。

　　这些扎根基层的法治实践，连着群众日常，牵着发展前路，共同绘就出浙江以法润民、善治惠民的生动图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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