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7年 民族题材电影丰富中国故事新表达🦒

　　这些从中国内部生长出来的故事，呈现的已不只是地域风貌，而是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

　　在2026北京民族电影展现场，不少观众提起了《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定义了几代人对民族地区生活想象的经典作品。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民族题材电影，在讲什么样的故事？自2010年创立以来，北京民族电影展已走过17年。本届共有19部影片入围参展。记者采访多位影片主创，寻找问题答案。

4月17日，2026北京民族电影展在北京老舍剧场启动。图为民族电影会客厅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一个“不完美”的楷模

　　“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要留下来？”——在出演电影《草原之子》前，演员蒲巴甲反复追问这个问题。

　　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为原型，20世纪70年代，这位开国将军之子响应知青上山下乡号召，离开呼和浩特，扎根偏远的内蒙古萨如拉图雅嘎查，一待就是50年。蒲巴甲说，答案看似简单：“就是热爱这片土地，也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里的人。”

　　但导演胡涛并不想讲一个“天然成立”的楷模故事。影片从廷·巴特尔的青年时期写起——他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推广围栏轮牧遭到牧民质疑，理解与信任远未建立。“他并非一开始就是正确的，而是在与环境、与牧民的互动中不断修正自己，最终真正扎根下来。”胡涛将这一创作思路概括为两个关键词：真实与扎根。

　　双方取得信任后，是看得见的改变。廷·巴特尔推动牧区探索“减羊增牛”等生态养殖模式，带动草场修复与生产方式转型；牧民合作社逐步建立，收入结构从单一放牧转向生态畜牧与组织化经营并行，当地牧民年收入从200多元增长到数万元。

　　“我们想呈现的，正是这种‘打成一片’的过程——以廷·巴特尔个人的扎根经历为切口，讲的是各族群众一起成长、共同发展的故事。”制片人李莉娜说。

　　一个面对共同困难的故事

　　《遥远的普若岗日》将镜头对准西藏那曲市的双湖县——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影片讲述大学生童小凡、乡长洛桑等各族干部群众在羌塘无人区坚守奉献的故事。

　　这是西藏首部自投自控的电影，95%的角色都有现实原型。从撤区设县到生态搬迁，从“人背畜驮”到光纤通达，从绝对贫困到安居乐业，双湖的变迁构成西藏发展的一个切面。

　　在影片中饰演当地干部洛桑的演员阿旺仁青是西藏拉萨人，亲身经历了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的巨变。谈及片中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情感，他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双湖，呼吸是困难的，但人与人的距离却是最近的。援藏干部与当地群众在共同的守望中，早已分不清你我。这种‘一家人’的感觉，不是在剧本里写出来的，而是在极端环境下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

　　“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极端自然环境会把许多人类问题‘放大’——生存与死亡、个体与集体、自然与人类、苦难与意义。”导演蔡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面对恶劣自然环境造成的共同困难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会变得更加深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也会更加清晰。”

　　抵达银幕之外

　　从真实出发，从个体出发，从土地出发——这也是本届影展中不少作品共同的创作路径。无论是聚焦新疆的《巴扎喜事》《包扎得尔的青山》，还是呈现广西风土的《好一朵茉莉花》、记录云南生活的《独龙族的春天》，这些从中国内部生长出来的故事，呈现的已不只是地域风貌，而是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

　　自创办以来，北京民族电影展已向观众呈现500余部民族题材影片，其中不少电影走向海外，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总监牛颂告诉记者，民族题材电影正在经历从“单边叙事”到“共同体叙事”的转变。

　　多位电影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该类影片仍面临着资金不足、市场排片空间有限的困境。因此，北京民族电影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作品，更在于提供持续性的公共空间，让这些故事被看见、被讨论。

　　“用影视展现各族群众的生活、文化，对于各民族积极主动地推介本民族优秀文化、本区域旅游项目都大有裨益，特别是对于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很有意义。”牛颂说。正如热播剧《我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旅游——当故事从土地里长出来，它所能抵达的，远不止银幕本身。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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