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正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深层含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关凯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以法律形式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其核心价值目标在于凝聚共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工作向“共同体建构”的范式转换。

　　凝聚人心力量：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深邃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深刻揭示出由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史与现实所映射出来的“四对关系”：

　　一是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并不意味着消灭差异性，尊重差异性也不是固化差异。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四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与共同体意识。要实现长治久安，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心灵相通与人心凝聚也非常重要。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体系，即以宪法为基准，遵循法治的普遍性原则，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实现法治精神与民族政策的深度融合，形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清晰阐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关键性意义，凝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合力。

　　法政协同治理：规范制度体系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是一部部门法，而是一部旨在统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纲性政治与法律框架。首先，这部法律以维护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为宗旨，依托“政策法治化、法治时代化”路径，既确保了法律对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等核心价值的制度保障，又通过法律实施将共同体意识融入社会治理各环节，实现了法治与政策的有机结合。

　　其次，这部法律明晰构建出民族工作的领域、体系与规范。通过立法，明确国家、社会、公民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政策事项实施分类叙述，实现法律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协调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关系，有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第三，这部法律填补了民族工作领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立法空白，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极大地推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实践体系的优化调整，是在民族工作领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实践为本导向：护航民族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复兴伟业的主体，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复兴实践的根本路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功能在于夯实民族复兴伟业的社会根基。

　　在实践意义上，这部法律是一个政策操作的准绳，旨在汇聚各族人民智慧，依法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互鉴交融，推动改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各族人民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在发展意义上，这部法律明确支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具体保障，推进东西部协作机制、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创新，推动资源均衡配置与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激发各族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实现共同富裕。

　　在社会意义上，这部法律推动构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社会参与长效机制，明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各方责任，明确规定禁止一切形式的民族歧视，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为各级政府依法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调动社会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利于推动形成“人人都是民族团结践行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与者”的社会氛围，使民族团结进步成为全社会共同行动。

　　在安全意义上，这部法律为防范和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潜在风险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以法律手段明确禁止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行为，抵御极端、分裂思想渗透，将党的民族工作核心理念确立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律原则，为民族地区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恪守中正之道：巩固文化自信

　　中正之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只从政治话语向国家意志与法律规范的转变，或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角度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际上尚不足以全面解释这部法律所包含的深厚的政治哲学意涵，而这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主义启迪了中华民族，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并由之重建了现代中国大一统格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基础，那么“第二个结合”就是新时代面对世界大变局确立中华民族历史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观念上高度契合，二者都强调共同体优先，集体主义高于个体主义。基于“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看待民族问题的眼光，从来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式的，而是怀有一种“天下一家”的普遍关怀，其核心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范式——聚焦于“共同性”与“交融性”，不仅立足于国内民族团结，更展现出关照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视野，将国内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通过法律保障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为“天下大同”的美好政治理想进行法治探索。

　　这种基于“第二个结合”的立法精神，有力地回应并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排他性民族主义思维，为通过文明互鉴解决全球性挑战注入了强劲的思想能量，充分展现出坚守正道、守正创新的中国智慧，为人类在多元化世界中的和平共处确立了新的文明标杆。

　　(本文作者关凯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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