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秦汉风云，山东琅琊台遗址何以映照中华文明统一性？🕠

　　中新网济南4月29日电(记者 赵晓)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三次东巡至琅琊，在《史记》中留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的文明印记。而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这座见证帝王东巡壮举的重要国家工程——琅琊台遗址，正从历史深处走来，被考古铲一寸寸揭开真容。

　　探入“文明现场”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山东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

琅琊台遗址范围及主要遗存分布地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该遗址地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三面临海，山形如台，中心矗立海拔183.4米的山峰。它的考古探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曾多次对其进行配合性或抢救性清理工作。2013年，这片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

　　2019年，新一轮主动性发掘在此展开，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承担。

　　七年间，考古团队一铲一铲拂去历史尘埃，探入“文明现场”，取得多项关键性考古发现：“秦修汉葺”的山顶高台建筑及山下院落，实证秦始皇东巡筑琅琊台的历史记载；秦代砖瓦窑系山东首次发现，出土大量时代特征明确的重要遗物；大型夯土平台及战国时期建筑群，进一步拓展了当代人对琅琊台历史内涵的认知边界。

　　项目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近年奔波于青岛、济南两地，统筹推进遗址现场发掘、成果整理与汇报等工作。近日，他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系统介绍了上述考古成果。

　　吕凯说，七年来，先后有近20名从事不同研究方向的考古人员，投入到琅琊台遗址考古项目中。“我们长期保持8至10人的团队驻守现场，利用RTK测绘、无人机拍摄、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开展精细化勘探与发掘，力求还原遗址原貌。”

吕凯(左一)和团队成员在琅琊台遗址现场提取遗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现场明确了秦代琅琊台建筑群的位置，包括山顶建筑及山下院落两大组成部分。其中，山顶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核心为一座高台建筑，即后世所熟知的“琅琊台”。吕凯称，历经两千多年自然侵蚀，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仅留存夯土基址。“局部高台夯土体量庞大、质地坚硬，可见当年工程质量之高。”

　　山体南坡设有“人”字形道路，分别连接山下院落和窑址区。院落呈正方形，边长120米，四面有夯土墙基，内铺设中轴道路和对称分布的建筑。“但受后世平整土地等活动影响，院落整体保存情况较差，部分遗迹难觅踪影。”吕凯补充道。

　　此外，在遗址东、西两侧不同层级的台面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房间、廊道、登台步道，以及设计精妙的排水、集蓄水设施等，彰显了秦代建筑的精巧构思和精湛水平。

　　关于琅琊台的具体功能，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详细记述。吕凯说，山顶高台建筑发掘面积近千平方米，出土的大量遗物几乎全部为建筑材料，未发现任何生活用具，说明琅琊台并非居住之所。

　　根据遗址位置选择、建筑形制，并对照秦刻石内容，吕凯推断，它更可能是一座强调政治和礼制功能的建筑，是矗立在东方海滨、宣示秦王朝统治权威的“纪念碑”式建筑。

　　还原历史细节

　　在研究遗址和出土遗物的过程中，考古团队注重多学科合作，开展了植物遗存、土壤微形态、陶器原料岩相及稀土元素、夯土工程量化等检测分析，还原了诸多被尘封的历史细节。

　　在山下一处名为“窑沟”的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较为少见的秦代夔纹大瓦当，其中最大一件复原后直径超80厘米。

　　“目前所知，这种夔纹大半圆瓦当仅出土于秦始皇陵、栎阳城、姜女石秦行宫等少数高等级遗址中，是具有典型秦代风格、专供高等级建筑使用的构件，堪称秦代高级建筑的‘标准器’。”吕凯告诉记者，现场出土的多件重要遗物，均直观反映出琅琊台建筑等级之高。

窑址区出土秦代夔纹大瓦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除大瓦当外，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铺设台阶的龙纹踏步砖，砖上龙纹栩栩如生、线条流畅；另有以竹叶状灰岩制作的石构件，部分体量庞大、加工精细。

　　“这种竹叶状灰岩本地并不出产，是专门从远处调配运来的。在秦代，只有国家层面的重大工程，才能调配这样的物资。”吕凯表示，一系列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秦始皇时期大兴土木、法令严苛的时代特征。

　　这些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建筑体量庞大，山顶夯土基址面积近4.5万平方米，现存夯土最厚处超10米，且所有夯土均从山下搬运而来，仅打基础就要耗费巨量人力物力；其二，施工标准严苛，基础部分的夯土夯层均匀、硬度极高，铺路石块棱角分明，建筑方向几乎全部为正南正北，可见施工前经过了精确测量与布局；其三，配套设施完备，排水管道均为预埋铺设，说明当时已有完善的规划设计。

　　映照中华文明统一性

　　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成果，从多个维度实证了这种统一性。

　　吕凯分析说，从政治层面来看，《琅琊刻石》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记载，清晰表明琅琊台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次东巡时修建的重要工程，既是昭告天下、宣示威权的“纪念碑”式建筑，也是秦统一封建帝国在东方海滨设立的地标。

　　从信仰层面看，琅琊是周代齐国“八神主”中“四时主”的祭祀地，秦始皇东巡泰山、芝罘、琅琊等地，将齐地原有的神主信仰纳入到国家的祭祀体系中，是对其统治权力的昭示，也是在国家信仰层面的统一举措。

　　从民生和文化角度观察，《史记》记载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琅琊台。移民不仅是工程营建的主力，也是开发沿海地区的重要基础。“建筑遗物体现秦人文化特征，技术人员应自关中来，反映了区域间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融，这些都是秦朝巩固统一的重要举措。”吕凯表示。

　　历时七年，琅琊台遗址的发掘工作顺利实现了预期主要目标，为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核心支撑。吕凯透露，目前，地方文物部门正大力推进遗址发掘区保护展示方案的编制与实施，一期保护展示工程即将启动。“届时，民众将能直观领略秦代建筑的恢弘风采与古人的智慧工艺，从而实现考古成果的转化利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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