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刘东旭：中非减贫合作共守生存发展权基石🐪

　　中新社北京8月23日电 题：中非减贫合作共守生存发展权基石

　　作者 刘东旭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国家民委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

　　中国与非洲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力量，共同面临着区域和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的严峻挑战。其中，边疆民族的长期贫困，不仅关乎民生福祉，往往还是边境地区不稳定的诱因，容易演变成危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关系的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

　　多年来，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形成的系统性方案，为解决这类挑战提供了有益参考。在全球视野，特别是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提炼应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本土经验、创新合作机制，并合力抵御外部风险，有助于为全球范围的均衡发展探索新路。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2日，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幕。图为参加研讨会的非方学者。中新社记者 胡默达 摄

　　中非共同面对区域和民族间发展不均衡问题

　　回望发展历程，中国的整体减贫进步备受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有目共睹。约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然而，脱贫成果的分布尚不均衡。截至2017年底，边疆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还高达11%，为全国平均贫困发生率(3.1%)的3.5倍，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连片深度贫困区”。

　　为集中力量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政府在2015年至2021年发起了一场脱贫攻坚战，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项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一成就不仅改善了边疆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社会转型，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彰显了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的实现路径。

　　放眼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被视为全球贫困问题最严峻的区域，呈现出区域集聚性与民族差异性交织的特点。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该地区极端贫困率约为35%，区域和民族间贫困率差异极大，反映出非洲边疆民族地区通过减贫实现发展权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对于同样饱受区域和民族发展不平衡困扰的非洲国家，中国在深度贫困地区取得的系统性经验和解决方案，无疑深具借鉴意义。

2024年11月7日，第七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非洲产品专区”内，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产品。进博会进一步拓宽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渠道，推动“中国大市场”转化为“非洲大机遇”。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

　　脱贫攻坚应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处境

　　在中国的经验中，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主要有三大制约因素。地理环境的约束首当其冲，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生活要素的流动效率。基础条件薄弱环环相扣，产业结构单一、市场波动冲击大、技能培训缺位；公共服务缺口明显，特别是教育、医疗等领域；生态保护政策与当地农牧民生计转型之间存在现实张力。代际贫困传递不容忽视，教育发展不足催化贫困代际传递，导致年轻一代在文化认同与生计能力上均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这些主要问题，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略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系统性部署，主要从四方面破题。

　　一是将权利法治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减贫的法理根基，明确各民族依法享有平等权利。通过修订和制定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并将法律条款细化为边疆减贫的具体财政安排、项目清单和法律责任，形成“宪法—基本法律—专项法规—地方立法”四级规范体系。

　　二是补齐发展的基础条件。将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工程，集中力量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激发内生动力。在充分尊重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激活本土资源，优化治理机制，形成地方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依托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捐助资金，构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大社会保障体系，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托底，形成以人的生存权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2023年11月12日，“中非科技小院”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焦小强(左一)在马拉维Thuchira科技小院指导留学生进行田间试验。中新社发 中国农业大学 供图

　　中非减贫合作可探索三大支柱路径

　　从全球范围看，地缘政治冲突与域外势力干预会加剧边疆民族地区的脆弱性。中国与非洲国家需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结合自身历史和现实情境，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共同探索新时期南南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具体而言，中非减贫合作可围绕三大支柱路径深化推进。

　　第一，共同推进探索“发展权”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新叙事。发展权不是施舍，而是赋能。中非要结合自身经验积极推动和践行“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的观念。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追求社会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发达区域和贫困区域之间要形成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共同发展意识，发达国家和发达区域不能仅以自身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和方案。

　　第二，共同构建和推动中非减贫合作机制。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在共同发展的理念下发起一批改善边疆民族地区贫困的联合项目，切实缓解国家内部区域和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搭建更多联合研究平台，更好地相互借鉴交流；加大对成功经验的国际宣传，增强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领域的话语权。

　　第三，共同采取行动应对全球不确定风险对中国和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面对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打压制裁，中国与非洲国家要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基本共识团结协作，弱化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避免这种压力传导至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恶化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总体来看，在未来的中非减贫合作过程中，应聚焦生存权、发展权等首要基本人权，体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路径价值。通过联合发布人权领域合作成果报告与立场文件，基于合作成果阐述人权理念，打破西方长期把持的人权话语权垄断，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人权话语体系，让每个国家都能依据本国国情，自主探索适合自身的人权发展道路。(完)

　　作者简介：

刘东旭。作者供图

　　刘东旭，仡佬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国家民委“一带一路”与区域国别基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主要从事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与治理研究，聚焦中国少数民族流动群体、东部非洲地区的华人、华人企业与本土社会关系、海外新华人移民与侨乡社会发展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曾获余天休全国社会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等奖项或荣誉。兼任中国民族学会监事，世界民族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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