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

　　一百二十多年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英、法、日、美、俄等国的盗窃掠夺，使得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数十年来，为了追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国学者远涉重洋，前仆后继，历尽艰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研究新作《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以下简称《文物》）便是其中之一。

　　《文物》以实地考察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相关考古和历史文献为基础，通过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综合考察，对敦煌文献的相关历史进行了客观、翔实梳理，在个案探讨的基础上，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向读者展现流散海外敦煌文物以及我国敦煌学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厘清敦煌文物流散海外的线索，是摸清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关键。百余年来，对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探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其中面向大众深入而系统讲述敦煌文物流失情况的成果并不多见。《文物》一书采用“以人叙事”的方法，以事件中的具体人物为线索，将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复杂过程转化为可感知的故事，再配以大量的文物图版与线描图，使抽象的文献变得具体而形象。该书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谈起，依次对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对敦煌文物的劫掠并至其流失海外的历史进行了客观梳理，重点关注这些文物在海外辗转流传的脉络，各国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收藏情况、整理编目、主要内容及研究价值、保存现状等。这些线索头绪繁多，内容庞杂，而给读者一个既脉络清晰又内容丰富的叙述，正是《文物》有别于同类著作的成功之处。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量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尚无精确统计。首先，就藏经洞出土文献而言，法国、英国、俄罗斯收藏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则较为分散。特别是日本，分别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等18家博物馆或图书馆中，且收藏过程也颇为复杂曲折。如“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是清朝官员李盛铎旧藏。1936年李盛铎之子李滂将其父所藏敦煌文献卖给日本人羽田亨，此后这些文物便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09至2013年，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这批敦煌文献的收藏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羽田亨收藏敦煌文献的资金来自大阪制药商武田长兵卫的资助。1945年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批藏品被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工厂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仓库，即武田的“杏雨书屋”。1977年，武田长兵卫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之后，在各国学者的奔走之下，“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最终公布，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流落他乡的宝藏终于面世。《文物》以此为例，不仅介绍了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后收藏的复杂性，而且还介绍了《敦煌秘笈》的重要学术价值，使读者得以了解统计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难度。其次，各收藏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标准不一。有的国家按号编目，且在同一个大号下面又设若干小号；有的国家则按件编目。此外，敦煌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其他民族语言的文献，对这类文献的编目也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最后，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并非仅有藏经洞文物，还有从敦煌其他地方所得文物。过去一些研究对此重视程度有所欠缺。缘此，《文物》特别对流失海外的其他文物（如绢画、纸画、版画、纺织品等）作了详细介绍，从而对传统敦煌学研究中偏重追寻藏经洞文物的局限有所突破。

　　《文物》在全面探讨敦煌文物流失海外情况的同时，尽可能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其中，书中所引皆有注解，给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延伸阅读空间。文后附录，如《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古物保存法》《流失海外敦煌文献数量一览表》《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量一览表》，有助于读者直观了解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数量，以及国家对文物主权的具体规定。我们知道，敦煌学研究既需要高精尖的文献整理和专题研究著作，也需要材料翔实、内容可靠、文字通俗、面向大众的普及读本。而要做到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同时裨益学者与大众，并非易事。可以说，《文物》一书是敦煌学研究领域通俗读物写作的成功范例。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时，正值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时，数万件敦煌文物被盗运至海外。对其原因，《文物》进行了深入思考。作者全面分析了西方的掠夺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动荡、官僚腐败、文物保护意识缺失等多重因素，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同时，还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深入探讨敦煌文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并期待更多学者共同努力，推动敦煌学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方面取得进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光明日报 作者：杨秀清，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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