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辩证统一⚛️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达到相当规模，人口结构、技术条件、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这是对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深刻凝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鲜活运用，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动力与发展目的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一、“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的总体要求。“投资于人”以人的劳动、价值和发展为核心，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的，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投资于人”不仅突破了传统发展思维中偏重“投资于物”的路径依赖，更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强调人的价值、劳动的主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劳动价值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的创造性运用与时代化发展。

　　(一)劳动价值论：“投资于人”是对价值创造主体的深刻回归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2]，“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投资于人”立足这一原理，通过教育、医疗、技能培训、就业支持等途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体力和智力水平，从而激发创造潜能，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

　　这一理论逻辑决定了“投资于人”不仅是发展的手段，更是发展的目的。通过提升人的知识能力、健康水平和创新潜能，我们实现了从“物的积累”向“人的跃升”的转变，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回应了发展新阶段的核心命题。

　　(二)社会再生产理论：“投资于人”保障劳动力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再生产

　　马克思认为，每一次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可见，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投资于人”正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系统性保障与提升，通过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全周期公共服务，确保劳动者具备持续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并在再生产过程中获得全面发展。

　　更重要的是，“投资于人”推动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支持体系，强化收入分配改革，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使广大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生产关系层面的正义与公平。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再生产逻辑，有效打通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转化通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社会基础。

　　(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投资于人”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追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建立“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进一步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确立为未来社会的根本原则和价值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价值依归。“投资于人”正是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战略抓手。在经济发展初期，物质资本投入往往能带来显著的增长效应，表现为量的快速扩张。但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显现，单纯依靠“投资于物”难以维持长期增长，必须依靠“投资于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发展方式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要通过投资于人的成长空间、生活质量和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激发创新潜能，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的跃迁。“投资于人”体现为教育公平、技能提升、文化繁荣、社会保障、环境宜居等多维并进的政策布局，旨在打破阶层固化、拓宽发展通道、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统一。

　　“投资于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处，是对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价值性的高度自觉，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深嵌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呈现从偏重“物”的积累向“人”“物”并重、辩证统一的历史演进轨迹，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动因。

　　(一)历史演进：从“重物轻人”到“人”“物”并重的发展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我国发展重心落在“投资于物”上，突出表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推进，为后续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交通、能源、通信等“硬件”设施迅速完善，物质资本快速积累，为经济腾飞提供强大支撑。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发展阶段的跃升与内外条件的深刻变化，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价值，持续加大教育、医疗、社保、技能培训等民生投入，标志着“投资于人”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维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明确了新时代发展方式的转型方向。

　　(二)理论逻辑：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劳动者及其使用工具的效能。“投资于物”在初期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发展，但当资本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逐渐显现，唯有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突破增长瓶颈，迈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要求我们将发展重心转向满足人的多样化、多层次需要，以实现人的价值为核心重构发展逻辑。因此，“投资于人”不仅是破解发展困境的关键抓手，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智能时代：技术赋能与人文回归的双重变奏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智能制造提升效率，在线教育打破壁垒，远程办公拓展自由空间，为“投资于人”提供新契机。与此同时，技术主导下的“见物不见人”倾向亦有所抬头，如算法控制、主体性削弱、人际疏离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更显迫切。一方面，要推动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避免技术异化；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与价值引导，确保科技进步始终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前行，实现“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同频共振。

　　三、统筹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实践路径

　　推动“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辩证统一，根本在于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强化制度供给，聚焦关键领域，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实践路径。

　　(一)坚守人民至上，锚定发展的价值坐标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党的二十大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了“投资于人”优先于“投资于物”的价值逻辑。人是发展的主体，是创新的根基，人才是第一资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来源于人的创造力与潜能释放。

　　“投资于人”的多维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能力与创新能力，强化教育供给与终身技能培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转型能力，加快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二是拓展闲暇时间与提升生活质量，引导人们在缩短的必要劳动时间中有意义地使用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兴趣爱好、投身创造性活动；三是培育健康的社会关系与身心状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抵御虚拟空间对现实关系的侵蚀，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投资于人”提升个体发展能力、生活品质与获得感，可以直接转化为收入增长与消费释放，形成“消费拉动生产—生产提升收入—收入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二)强化双向赋能，塑造智能时代协同机制

　　在智能革命深入演进的背景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需超越单向支撑，迈向双向赋能、互促共生的新阶段。

　　一方面，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伴随人力资本的提升，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智能设备、文化服务、健康生活等产生更高阶的需求，进而牵引产业端“投资于物”的精准升级。反过来，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物”的突破，也为教育普及、远程医疗、灵活制造等新场景提供支撑，激发潜在需求。因此，要构建“消费需求—产业投资”双向响应机制，引导对物的投资流向民生短板与高潜力领域。另一方面，要引导“投资于物”更好地服务“投资于人”。产业政策应内嵌就业优先、技能匹配、劳动条件改善和环境可持续等目标，鼓励发展“增强人”而非“替代人”的技术路径，推广人机协作、智能辅助等高效且包容的模式，拓展人在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与创造空间。

　　此外，要健全相关制度保障。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确保技术红利全民共享；织密社保安全网，为职业转型与灵活就业托底；加快数据治理与算法伦理立法，保护劳动者与消费者权益；探索设立“资源增益共享计划”，使广大劳动者切实共享智能经济发展成果。

　　(三)聚焦关键领域，推动落地见效的系统突破

　　推进“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有机融合，必须精准施策、稳扎稳打，聚焦人口发展、公共服务、教育重塑与财力协同等关键环节，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生育养育与儿童早期发展支持。要加大普惠托育体系建设与儿童早期教育投入，综合发挥现金补贴、服务配套、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作用，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

　　提升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水平。要持续改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减少预防性储蓄，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进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与技能型社会。要坚持未来导向、国家站位、全球视野与技术逻辑，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以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突破口，倒逼教育结构优化与育人模式改革，提升教育服务发展的适配度。

　　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财政政策要发挥基础保障与战略引导功能，综合运用预算安排、政府投资基金等手段支持产教融合、普惠托育等民生工程；金融政策要创新绿色债券、养老专项债、教育金融等产品，引导“耐心资本”支持周期长、公益性强的项目。同时，推动跨部门、跨区域政策集成，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在实践中要注意避免两种片面性。一要避免“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物质资本扩张，忽视人力资本培育，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创新乏力、社会矛盾积累。二要避免“见人不见物”。避开物质基础空谈人的发展，会使人的潜能缺乏实现的载体，陷入乌托邦式幻想。要在战略上统筹谋划，在政策上协同发力，在实践上相互赋能，形成“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同频共振。在智能时代的发展浪潮中，要始终坚守人民至上，尊重个体需求，倾听多元声音，保障合理权益，推动物的升级与人的进步双向奔赴，让每一个投身建设的劳动者和致力改革的参与者，都能感受到获得感、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四大全球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邹生根，江西师范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协同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