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祎娜：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理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确保我国宗教的健康传承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频共振。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引导宗教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增进宗教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必然要求，是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根本保障和核心要求。

　　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历史看，“大一统”思想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不仅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还加深了文化上的认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大一统”政治格局背后基于皇帝“受命于天”，祭天仪式被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格局，使得古代统治者将各种外来宗教纳入国家权力的框架之内，使其服务于王权的巩固与社会的稳定，不同于西方那种教权与皇权长期抗衡的局面，任何体制性的宗教都不再是政治形态的宗教，而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宗教，不得僭越其“王权”政治。

　　另外一方面，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依靠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干创造。在宗教领域，更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了我国宗教的健康传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将其力量凝聚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中，宗教界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我国宗教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宗教工作中拨乱反正，恢复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凝聚宗教领域力量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统筹“两个大局”，进一步确立对宗教“导”的理念，提出“九个必须”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目的就是不断促进宗教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历史证明，只有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才确保了我国宗教健康有序传承。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引导宗教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习近平指出，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

　　一方面，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历史上，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正是凭借与中华文化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的路径，最终实现宗教文化形态的创新。唐代禅宗六祖惠能立足中华文化语境，积极融摄儒家注重纲常人伦的入世精神，以及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养分，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净土在自心”“顿悟成佛”等理念，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禅学体系。禅宗的形成，不仅标志着佛教义理与中华心性传统的深度融合，也使其区别于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人自主理解与实践的宗教形态，实现了传承中的创新。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后，也持续调适自身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明清之际，兴起了“以儒诠经”的文化运动，一批穆斯林学者系统性地以儒家概念和思想阐释伊斯兰教义，产出大量汉语伊斯兰典籍。这加深了中国穆斯林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真正推动了伊斯兰教扎根中华大地。持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正是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自觉传承，也是对宗教发展规律的理性遵循，其目的在于推动我国宗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自觉浸润中华文化，才能真正确立中国宗教的自主品格，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宗教领域已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前沿。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仅是宗教自身得以健康传承的内在需要，更是构建国家文化安全屏障、巩固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举措。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我们要准备经受诸多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国际形势复杂演变，宗教领域的风险挑战尤为突出。从外部看，境外敌对势力和极端主义思想仍试图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国境内培植对抗力量，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从内部看，我国宗教领域仍存在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宗教商业化倾向、非法宗教活动等，影响了宗教领域的正常秩序。在此背景下，我国宗教唯有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确立中国宗教的自主品格，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避免受制于外部势力。增强宗教界对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是化解宗教领域突出问题的治本之策，对有效抵御境外渗透、遏制极端思想、治理“逆中国化”问题等具有深远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宗教事务治理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

　　这一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宗教治理领域。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我们立足本国实际，为妥善处理“政教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它超越了西方基于“政教分离”单一模式的传统理论，探索出一条既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强调国家积极引导、文化深度融合的宗教治理新路径，为人类探索更好的宗教治理模式贡献了东方智慧。

　　西方一些国家在处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宗教问题时，例如欧洲曾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尊重不同信仰，但在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差异共存，而忽视了超越各族群文化之上的统一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构建。这容易导致不同文化群体各行其是，相互疏离，甚至加剧社会分化和族群隔阂，最终影响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欧洲的实践经验表明，缺乏国家认同和文化融合导向的多元并存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相比之下，我国宗教中国化路径展现出显著特点，它并非强行改变宗教的基本信仰和核心教义，而是引导我国各宗教自觉扎根于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确保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既保有各个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寻求逐步建立超越各文化、族群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文化，努力培育共同点，弥合不同文化的差异，最终形成和巩固所有群体都能接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增强“五个认同”，旨在探索并构建一种既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能使宗教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模式，不仅为妥善处理我国宗教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教关系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强化系统观念，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强化系统观念，科学部署。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强调的是以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为指导，通过统筹兼顾、整体谋划、有机衔接的方式，协调各方面要素，形成政策协同、资源整合的格局，最终实现我国宗教健康有序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是认识宗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宗教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不仅是一种内化于信众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了一套对世界与生命的解释模型；也是一种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将宗教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视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背景中去审视。所有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服务于团结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共同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之中。这种系统、全面且立足国情的认识，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思想基础。

　　二是宗教事务治理要强化系统观念。宗教事务治理牵涉面广，绝非单一部门能够独立承担，需要通过健全信息共享、问题联治、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宗教事务治理的强大合力。此外，宗教事务治理还要求将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等手段有机结合。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宗教问题，完善宗教工作法治体系；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提升宗教团体自律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效率和精准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治理能力的专业化水平。最终，通过多方协作、多措并举，才能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动宗教领域实现长效善治。

　　三是宗教界自我变革要强化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宗教界主观能动性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关键。宗教本身是一个由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活动、组织制度等多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意味着其自我变革绝非局部、零敲碎打的调整，而是一项涉及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多层面的系统性工程。这种变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特征，需要宗教界对自身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革新，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从而夯实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根基。

　　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去理解和实践，才能深刻把握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这是一项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部署，根本目的是引导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终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张祎娜(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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