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

　　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一、艰辛探索救国道路，跨入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专制统治、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掠夺，立下救国救民的人生志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同志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战斗，成为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职业革命家道路。他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怀着“做得一分是一分”的朴素情感，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斗争。他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尽管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董必武同志始终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董必武同志逐渐了解到“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比总结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那时起，董必武同志跨入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秋，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董必武同志参与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和陈潭秋同志等以私立武汉中学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在他和陈潭秋同志等的共同推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1921年，董必武同志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参与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二、坚决拥护积极践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参与苏区各项建设，年近半百走完漫漫长征路

　　党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等职。他参与开办“平民夜校”，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选派革命骨干到工厂和农村开展革命活动，播撒革命火种；参与组织武汉各界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声援北京、上海等地“废除二十一条”的反帝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湖北省党部和政府内均担任要职。他充分利用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参加革命活动，把湖北国民党组织建设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他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深入湖北农村，建立农协组织，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交相辉映，促进大革命向长江流域迅速发展。

　　1926年2月，党中央提出“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指示湖南、湖北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8月，北伐军进入湖北境内。为落实党中央指示，董必武同志充分动用各种关系，策反军阀部队，领导举办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组织农民群众为军队运弹药、抬伤员、当向导，有效支援了北伐军胜利夺取武汉，为革命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

　　正当北伐军凯歌高奏，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之时，国民党右派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准备公开叛变革命。面对危局，董必武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应严厉制裁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反动分子”。他还预言：“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并参与筹划在鄂东地区组织武装起义。

　　1928年，董必武同志受党派遣赴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并讲授“苏维埃建设”等课程。他针对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回忆，董必武同志把党比作火车头，把人民群众比作火车厢，党的先锋作用就好比是火车头带动整个车厢有节奏地飞奔前进，“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此外，董必武同志还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在纪检监察和法制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同志参加长征。一路上，他“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苗山彝岭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都没能阻碍他前进的步伐。在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人们敬称他是“三不停的人”，即头脑不停，每天都在思考行军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问题；手脚不停，每到一处宿营地都会不停巡视，检查人员是否整齐、给养是否发放；嘴巴不停，一路不断向群众了解情况，向同志们重申党的纪律。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因陋就简招生办学，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党的骨干。

　　三、投身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筹建新中国不懈努力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董必武同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周恩来同志等一道，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董必武同志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党的抗战方针和策略。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战则存，屈服则亡”；“救亡的策略”是“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在动员民众和组织民众工作上”，“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

　　董必武同志利用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有力驳斥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不实之词。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言论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他参与领导创办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国共合作，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

　　1945年4月至6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美期间，董必武同志努力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他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组织散发英文版的《中国解放区实录》，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绩和解放区建设发展的成就，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董必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争取光明的前途，重庆谈判之后，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为争取人心，在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的情况下，董必武同志仍留在南京，在极其复杂危险的条件下主持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继续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他参与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在敌人内部布下“闲棋冷子”。解放战争期间，他直接联络的熊向晖、韩练成同志，分别为获取敌胡宗南部作战情报和夺取莱芜战役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率领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他向送别的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时慷慨陈词：“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1948年，随着华北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党中央着手筹备建立全国性政权。同年5月，董必武同志担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8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随后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领导华北人民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董必武同志等的不懈努力下，华北人民政府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权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49年，董必武同志受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委托，领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董必武同志已经63岁。他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四、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竭诚尽智，在法制建设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尤其在法制建设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

　　董必武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我国的司法制度。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对人民司法工作的性质、任务及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他主持制定《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领导建立各项审判制度，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为实现审判公平公正而不懈努力。

　　董必武同志提出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要尽快制定刑法、民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要加速执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他强调，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制定法律之后，“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特别是“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

　　董必武同志领导对旧司法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领导筹建中央和各大区的政法干部学校，为建立法律人才教育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学术团体，促进法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在他的关心指导下，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创建了一套适合当时中国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教育系统，为实施依法办事、加强法治建设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董必武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在《九十初度》一诗中依然高歌“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董必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叶剑英同志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他革命的一生，指出：“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执著奋斗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党中央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董必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立下的丰功伟绩，他具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董必武同志坚毅笃信“遵从马列无不胜”，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模范。他自谓“五朝敝政皆亲历”，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始终矢志不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力加强特务活动，派军警严密监视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身处险境的董必武同志嘱咐大家，要做最坏的准备，同敌人斗争到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董必武同志，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贞不渝，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实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奋力拼搏。

　　董必武同志身体力行“好同群众共劳辛”，是践行初心、无私为民的模范。他自称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表示无论党和人民把他补在什么地方，他都乐意服从。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皖北、河南等地灾民迫切需要过冬寒衣。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同志亲任灾民寒衣劝募总会主任委员。他多方筹措，在两个多月内领导募集寒衣688万余套送往灾区，帮助群众度过寒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董必武同志，就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董必武同志始终做到“原则从未许通融”，是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的模范。他反复强调，“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有亲属要求他介绍找银行贷款。他在回信中严词拒绝，指出：“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董必武同志，就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董必武同志毕生践行“学习当如卒过河”，是博学慎思、学以致用的模范。董必武同志博览群书，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政治、法学、诗文、历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到八九十岁高龄时，依然自谦“纷纭万有识之微”。病危时，他已经举不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样重的书了，仍请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充分体现了“吸取无所限，到老犹磅礴”的求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学习董必武同志，就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前，董必武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一道开启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新生而生，为了民族的复兴而兴。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董必武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