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沦陷后，英法租界为何成了特殊的“孤岛情报站”？🐅

　　1937年7月底天津迅速沦陷，但英、法、意租界因外国势力存在，日军未能立即占领，形成了独特的“孤岛”现象。这为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地下党、国民政府特工、爱国人士、国际反法西斯人士)提供了宝贵的活动空间和情报中转站。今天，我们通过文字、图片档案记载，“穿越”回那个特殊时期，探寻这条隐秘战线的惊心动魄。

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京津冀晋蒙档案史料展在天津市档案馆展出。薛淳月 摄

　　1937年7月末，天津沦陷。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暂时未侵入英、法租界，天津的英、法租界方得以成为偏安一隅的“孤岛”。

　　对于这一独特现象的形成原因，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处长周巍表示，当时日本同英美等国家还未公开对抗，日本在作战物资等方面需要英美支持。同时，由于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受到牵制，一时无法对情况复杂的租界进行管理，这才造成了这一“孤岛”现象。

　　在天津，就有这样一条隐秘的战线在“孤岛”之中向外界输送着情报。

　　当时出于保密原因，这条战线的内容无法被详细记录。

　　但是，我们能通过文字回到过去，一窥这条隐秘战线的惊心动魄。

　　1937年，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西安道福顺里12号(今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25号)。

图为中共天津市委旧址。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毅然担负起领导天津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的重担。

　　他在英租界的住所设立市委机关掩护党的工作，将一批批同志转移到各根据地，领导留下来的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活动，多次出色完成为抗日根据地募集钱物、收集日军情报等任务。

　　1 电波声响：“孤岛”中的秘密电台

　　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出于联络需要，拟在天津架设一部地下电台。

　　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进步青年王光杰因其痴迷无线电及发报技术成为了组建电台的最佳人选，他也是影视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

　　1938年夏，王光杰抵达天津，与另一位共产党员王兰芬假扮夫妻，在天津原英租界62号路的伊甸园(现沙市道45号)架设一座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领导的秘密电台，向外界输送情报。

左图为秘密电台负责人王光杰与王兰芬。薛淳月 摄

　　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介绍，为遮人耳目且获得所需器材，白天王光杰在一家电料行工作，王兰芬就在家料理机关事务。

　　每天王光杰回家前，王兰芬总要观察环境是否安全。她在阳台上跳绳的身影和晒台上的一根竹竿，都是表示安全的讯号。

　　秘密电台则藏在家中的收音机里。夜色降临，王光杰和王兰芬就开始发报收报。

　　这座电台在联络上级党委，指导冀中和天津地区抗日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连串红色的信号划过夜空，向上级传递着沦陷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为沦陷区党组织和人民带来希望的曙光。

　　1939年8月，上级决定撤销电台。他们告别生活一年多的天津，二人辗转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征程。

　　2 星星之火：点点抗争展现不屈精神

　　中共天津市委在“孤岛时期”与社会各界秘密联系，积极发展天津市内的抗日力量，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

　　1937年11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天津市电话局等组织和机构留存下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能让后人了解“孤岛”时期地下党组织的不屈抗争。

　　在军事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的指导下成功复制了冀东13个县的军事地图。这批重要的军事地图通过秘密交通线，由水路送往冀东抗日游击区，为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旧址。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在这段时间里，民先队组织还为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内地输送了大批干部，还掩护和接应了许多从北平经天津转赴各根据地的同志。

　　1940年7月，天津民先队活动在党的指示下告一段落。

　　为团结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开展对敌斗争，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联络点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00号。

图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旧址。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为把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尽快发展壮大，自卫队以舆论宣传为先导，出版了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各地抗日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油印小报。

　　这份刊物动员了大批爱国志士和有为青年投身抗日战争，自卫队开展的各项活动为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话是当时联络的重要手段之一。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35号是天津电话局的旧址。电话局职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拒绝将电话局交给日军的英勇斗争，史称“抗交”斗争。

　　1936年春，朱其文受党组织委派，化名“朱子饰”，打入天津电话局开展工运和情报工作。

图为中共地下党员朱其文潜入电话局后被任命为秘书的档案记载。薛淳月 摄

　　1937年，日军接管了天津租界除了坐落在英、意租界内两个电话局外的各电话分局，而英当局既不反对也不抗议，竟默许了这一行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党组织领导天津电话局职工，发动了抗拒把电话局交给日本统治者的坚决斗争。

图为抗战初期天津电话局职工“抗交”斗争旧址。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地下党组织通过成立电话工人救国会，在广大职工中就“抗交”问题进行联络，通过职工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

　　日本侵略军交涉不成，就开始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企图通过破坏线路设施，迫害职工等方式破坏“抗交”斗争。

　　在电话局员工与局长张子奇的坚持下，“抗交”斗争持续了三年时间。“抗交”表现了广大工人与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对敌斗争的勇气，给日伪当局以沉重打击。

　　3 “耀华特班”：教育界的爱国实践

　　“孤岛”期间，天津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为应对日伪政府企图吞噬中华文化的奴化教育，1937年12月12日，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邀请租界区教育界50多名校长和教师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发表爱国讲话。

图为伪天津市公安局侦察总队关于这场秘密会议的报告。薛淳月 摄

　　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于淼介绍，赵天麟利用当时英法租界不能随意进入的有利条件，安排许多进步爱国组织在耀华学校集会，开设“耀华特班”安置因日军轰炸失业失学的南开学校师生，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或送出沦陷区。

　　这一举动虽隐秘，却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与监视，天津市档案馆陈列的这份档案就显示了日伪对赵天麟爱国集会活动进行监视的报告。

　　日本宪兵队以威胁、恐吓、劝降等手段对赵天麟步步紧逼。赵天麟一面一如往常上下班，一面拟好遗嘱安放在耀华中学办公室抽屉内，将生死置于度外。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20分，赵天麟同往常一样告别家人，与贴身警卫从家中出来步行前往校园。

　　刚要出门时，赵夫人在后面叫住警卫交代事情，赵天麟一人先走了出来。

　　刚走出不足百米，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骑车人。行至近前时，他们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赵天麟应声倒地，时年仅52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英、法租界被日军接管，“孤岛”消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穿越八十载岁月烟尘，回望天津租界那段“孤岛”岁月，这不仅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谍战传奇，更是一部在至暗时刻燃烧信念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员与各界爱国人士在看似“孤岛”的绝境中以非凡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和至死不渝的忠诚为“孤岛”燃起点点星火。

　　“孤岛”不是避风港，而是锋利匕首，是连接根据地与沦陷区的血脉。每一份传递的情报，每一次成功的掩护，每一场不屈的斗争，都在无声地宣告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他们的名字或许湮没于历史尘埃，他们的功勋或许无法尽数记录，但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路线，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年代里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磅礴力量。

　　探寻这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那些在无声战场上奉献一切的英雄，更是为了汲取那穿透黑暗的精神光芒。“孤岛”中永不消逝的电波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回响，激励着后来者，为了民族的复兴与和平的永续，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作者：江莹 薛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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